中国传统艺术介绍

中国刺绣源流

刺绣工艺品起源很早。黼黻?绣之文，见于尚书。虞舜之时，已有刺绣。东周已设官专司其职，至汉已有宫廷刺绣。三国吴孙权使赵夫人绣山川地势军阵图，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卢眉娘以法华经七卷，绣于尺绢之上，因刺绣闻名，见于前者著录。自汉以来，刺绣逐渐成为闺中绝艺，有名刺绣家在美术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为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观其针法,完全用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成于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图案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汉代绣品，在敦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墓、内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皆有出土，尤其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而完整的绣品，更有助于了解汉代刺绣风格。从这些绣品看，汉绣图案主题，多为波状之云纹，翱翔之凤鸟、奔驰之神兽，以及汉镜纹饰中常见之带状花纹、几何图案等。刺绣新采用的底本质材，则为当时流行的织品，如织成“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光明”等吉祥文字之丝绸锦绢。其技法以锁绣为主，将图案填满，构图紧密，针法整齐，线条极为流畅。

东晋到北朝的丝织物，出土于甘肃敦煌以及新疆和田、巴楚、吐鲁番等地，所见残片绣品无论图案或留白，整幅都用细密的锁绣全部绣出，成为满地施绣的特色。

传世及出土的唐代刺绣，与唐代宗教艺术品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唐绣佛像，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东方敦煌千佛洞发现之绣帐灵鹫山释迦说经图，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释迦说法图等，都与当对佛敦隆盛的信仰，有直接关联。此时刺绣技法仍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转变运用平绣为主，并采用多种不同针法，多种色线。所用绣底质料亦不限于锦帛和平绢。刺绣所用图案，与绘画有密切关系，唐代绘画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鸟也渐兴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也成为刺绣图样，构图活泼，设色明亮。使用微细平绣之绣法，以各种色线和针法之运用，替代颜料描写之绘画形成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唐绣独特的风格。至于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更可视为唐代刺绣的一项创新。

唐以前之绣品，多为实用及装饰之用，刺绣内容与生活上的需要和风俗有关。宋代刺绣之作，除为实用品外，尤致力于绣画。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书画乃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至宋更及于丝绣，书画风格直接影响到刺绣之作风。历代迄清各时代之绣画与绘画应有不可分离之关系。

宋代刺绣之发达，由于当时朝廷奖励提倡之故。据《宋史·职官志》载，宫中文绣院掌纂绣。徽宗年间又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因而名绣工相继辈出，使绘画发展至最高境界，并由实用进而为艺术品欣赏，将书画带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之观赏性绣作。为使作品达到书画之传神意境，绣前需先有计划，绣时需度其形势，乃趋于精巧。构图必须简单化，纹样的取舍留白非常重要，与唐代无论有无图案之满地施绣截然不同，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此段描述，大致说明了宋绣之特色。元代绣品传世极少，台湾雇故宫博物院仅有一幅作品，由作品观之，仍承继宋代遗风。元人用绒稍粗，落针不密，不如宋绣之精工。

明代的染织工艺，至宣德间始变发达。刺绣始于嘉靖年间上海顾氏露香园，以绣传家，名媛辈出。至顾名世次孙顾寿潜及其妻韩希孟，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摹绣古今名人书画,劈丝配色,别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所绣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世称露香园顾氏绣,盖所谓画绣也。此即传世闻名之顾绣。顾绣针法，最主要继承了宋代最完备之已成绣法，更加以变化而运用之，可谓集针法之大成。用线主要仍多数用平线，有时亦用捻线，丝细如发，针脚平整，而所用色线种类之多，则非宋绣所能比拟。同时又使用中间色线，借色与补色，绣绘并用，力求逼真原稿。又视图案所需，可以随意取材，不拘成法，真草、暹罗斗鸡尾毛，薄金、头发均可入绣别创新意，尤其利用发绣完成绘画之制作，于世界染织史上从未一见，即此可知顾绣有极其巧妙精微之刺绣技术。

清代刺绣，宫廷御用的刺绣品，大部分均由宫中造办处如意馆的画人绘制花样，经批核后再发送江南织造管辖的三个织绣作坊，照样绣制，绣品极工整精美。除了御用的宫廷刺绣，同时在民间先后出现了许多地方绣，著名的有鲁绣、粤绣、湘绣等、京绣、苏绣、蜀绣等，各具地方特色。苏、蜀、粤、湘四种地方绣，后又称为“四大名绣”，其中苏绣最负盛名。苏绣全盛时期，流派繁衍，名手竞秀，刺绣运用普及于日常生活，造成刺绣针法的多种变化，绣工更为精细，绣线配色更具巧思。所作图案多为喜庆、长寿、吉祥之意，尤其花鸟绣品，深受人们喜爱，享盛名的刺绣大家相继而出，如丁佩、沈寿等。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苏绣出现了创新作品。光绪年间，余觉之妻沈云芝绣技精湛，闻名苏州绣坛。沈氏30岁时，逢慈嬉太后70寿辰，沈氏绣了“八仙庆寿”的八帧作品祝寿，获赐赠“福”“寿”两字，因而改名沈寿。沈绣以新意运旧法，显光弄色，参用写实，将西画肖神仿真的特点表现于刺绣之中，新创“仿真绣”，或称“艺术绣”，针法多变，富立体感。

随着苏绣的发达与创新，延至今日，又形成许多新的刺绣，如乱针绣、束绣、双面绣、双面异色绣、精微绣、彩锦绣等。另外还有许多边疆少数民族的织绣，亦充分表现原始风格的自然美与拙朴之美。刺绣最早多为实用，及至宋元广及书画之制作，渐乃成为艺术珍赏之用。故宫所藏之刺绣，多属此类。时代最早者为五代，而用品最多者为清代。经历代的创新发展，各具特色，皆有高度的成就。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品几乎皆为精品，绣工匀整，针线细密，设色精妙，深得书法精髓，且均裱装成册轴卷，使观赏者往往误以为书画，欣赏珍藏艺术品价值极高。

龙凤虎纹绣罗

史传黄帝时代就有彩绘花纹的记载。那就是说，古代原始人类早懂得用色彩来美化自己。开始时将颜色涂在身上，称“彰身”；再进一步刺在身上，称“文身”；后来就画在衣服上，再发展成绣在服装上。《尚书》说虞舜的衣服有五彩花色，上衣六种花纹，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下裳六种花纹，为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共十二种花纹，称十二章。这里至少有两种是刺绣的（指黼黻）。周代《礼记·祭义篇》中说“古代天子诸侯都有公室养蚕。蚕熟，献茧缫丝，把它们染成红、绿、玄、黄等色，以为“黼黻文章”（即用不同色彩的丝线，在礼服上刺绣成各种图案）。据《辞海》，“黼（音辅）”字解释为在古代礼服上绣半黑半白的花纹；“黻（音符）”字解释为在古代礼服上绣半青半黑的花纹。至于“文章”两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已成为一个词汇，意思非常明白，但在古汉语中，却别有含义。用青、红两色线绣称之为“文”，用红、白两色线绣称之为“章”。实际上，“文章”二字古意为锦绣，后来转义喻文。“文”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指画，同“纹”。《礼记·月令篇》说“文绣有恒”，据注释“文，是指画，古代祭祀的礼服上衣是画的，下裳是绣的”。总之一句话，刺绣发源很早，古已有之。

目前能看到的刺绣实物最早的当然要数荆州战国楚墓出土的“龙凤虎纹绣罗”了。这是一幅罗地上用锁绣法表现的作品，保存完好。另外还有同墓出土的龙凤纹绣绢、湖南长沙烈士公园出土楚国刺绣，也保存得很完好，这是认识古代刺绣的最好资料。在稍后的汉墓出土文物中，绣品更多了，如马王堆西汉文物中就有绣花绢绵袍、黄绣花袍，所用绣线极细，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四大名绣-湘绣

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是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吸取了苏绣和广绣的优点而发展起来的。早在战国时期，湘绣就已有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和娴熟的技艺。从1958年在长沙楚墓中发现的龙凤图案绣品来看，是在极细密的丝绢上运用连环针刺绣而成的，其针脚整齐、绣工精细，图案生动活泼令人赞叹不已。而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的湘绣制品有41件刺绣衣物和一幅装饰内棺的铺绒绣锦，绣品采用的图案有10余种，绣线均为未加捻的彩色散丝，色相多达18种。在刺绣的针法上，则采用了连环针、齐针（或平针）、接针和打子针等多种针法，使绣品产生针脚整齐，线条洒脱而丰富，图案多样的特点。而且这些绣品的绣工是非常娴熟的，具有很扎实的功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时期的湘绣工艺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了清朝，湘绣已遍及湖南广大城乡，处处可见"母友相传，邻亲相授"的传艺学艺生动场面，特别是长沙一带，湘绣成为家家户户的农村副业，农村妇女在劳作之余，不仅用绣针和彩线来美化生活，而且开始把绣花作为谋生的手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短短10多年间，在长沙一带新设立的湘绣绣庄就达40多家，大大推动了湘绣的刺绣水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表现手段不断丰富，逐步形成了湘绣的流派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到了20世纪上半叶，湘绣的艺术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表现手段更加丰富而细腻，名家名作不断涌现，湘绣人物"惟妙惟肖"；而写意山水，则更是"色簪花，迹灭针绒"。这些"绝针"之作均出自于湘绣艺人的"神手"，曾名噪一时，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誉。

湘绣的"绝招"要数20世纪下半叶的双面全异绣，设计的`巧妙和针法的变化二者结合得惟妙惟肖，使湘绣技艺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绣工可以在同一底料的正反面刺绣着画面、色彩、针法都不相同的绣品，这是刺绣技艺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例如，一幅《狮虎》座屏绣品德一面是一只仰天长啸的上山虎，而另一面是一只低手夜行的下山狮，一上一下，正面的虎头转到反面变成了狮尾，两面的形象迥然不同，令人瞠目。又如湘绣艺人采用传统的掺针、平针、游针等针法，绣制的《花木兰》绣屏。在绣品的一面是女扮男装，全衣铁甲的花木兰的威武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的诗意；而在绣品的另一面却是花木兰脱去战时袍，又着女儿装的闺秀模样。活生生地再现了花木兰"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的喜悦情境。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面十分简要地概括出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凯旋而归的动人故事内容，将诗情画意融为一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在这幅绣屏中，艺人采用的仍是传统的掺针、平针、游针等手法，运用高超的技艺着意刺绣，使花木兰这位英雄人物的形象呼之欲出，跃然于绣屏上，除了令人叹服之外，更是回味无穷。因此，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这也是湘绣在刺绣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流派。

中国的四大名绣-粤绣

粤绣是广东刺绣艺术的总称，它包括以广州为中心的"广绣"和以潮州为代表的"潮绣"两大流派。刺绣历史浦远，其技艺精湛，构图装饰性强，色彩浓郁鲜艳，绣绒平整光亮，文理清晰，绒条洒脱，金银垫绒立体感强，绣工娴熟，绣品富丽堂皇等独特的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从苏鹗所撰的《杜阳杂篇》中是这样描述广绣的精湛技艺的："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股，染成五色，结为金盖玉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执幢捧"。

中国传统风筝

中国的风筝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传统的中国风筝上到处可见吉祥寓意和吉祥图案的影子。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不仅创造出优美的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的文字和绘画，还创造了许多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寓意吉祥的图案。它通过图案形象，给人以喜庆、吉祥如意和祝福之意；它融合了群众的欣赏习惯，反映人们善良健康的思想感情，渗透着我国民族传统和民间习俗，因而在民间广泛流传，为人们喜闻乐见。

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风筝，一直融入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受其熏陶，在传统的中国风筝中，随处可见这种吉祥寓意之处：“福寿双全”、“龙凤呈祥”、“百蝶闹春”、“鲤鱼跳龙门”、“麻姑献寿”、“百鸟朝凤”、“连年有鱼”、“四季平安”等这些风筝无一不表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吉祥图案运用人物、走兽、花鸟、器物等形象和一些吉祥文字，以民间谚语、吉语及神话故事为题材，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象征及谐音等表现手法，构成“一句吉语一图案”的美术形式，赋予求吉呈祥、消灾免难之意，寄托人们对幸福、长寿、喜庆等愿望。它因物喻义、物吉图案，将情景物融为一体，因而主题鲜明突出，构思巧妙，趣味盎然，富有独特的格调和浓烈的民族色彩。例如一对凤鸟迎着太阳比翼飞翔的图案，称为“双凤朝阳”，它以丰富的寓意、变化多姿的图案，体现了人们健康向上的进取精神和对美好幸福的追求。中国吉祥图案内容丰富，大体有“求福”、“长寿”、“喜庆”、“吉祥”等类型，其中以求福类图案为多。

中国民间木雕

木雕是雕塑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木雕一般采用质地细密、坚韧、不易变形的木材为材料，如楠木、紫檀、樟木、黄杨、柏木、银杏、沉香、红木、龙眼等，雕刻成各种形象的观赏品、工艺品或附着在建筑上。木雕艺术按用途划分有建筑木雕、家具木雕、宗教木雕、观赏陈设木雕等；按工艺划分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等，创作中往往将多种雕刻技法并用。

中国木雕艺术的历史沿革

木雕在史前文明中已出现，在距今6000年-7000年的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一件长11厘米的木雕鱼，为我国已发现最早的木雕作品。在夏商遗址中，出土有大量木雕遗物，上面有精细的饕餮纹和云雷纹雕花。

商周至春秋战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许多工匠逐渐摆脱了奴隶的枷锁，成为相对自由的雕刻工匠，这种变革给木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鲁班就是这时期工匠的代表。直至今天，逢年过节，木雕艺人们都要设案跪拜祖师鲁班。

战国时代以木俑代替人殉。在战国墓葬遣址中出土的大量木俑与动物木雕，造型简约生动，形体概括，反映出这时期的木雕艺术尚处于发展初朝。

甘肃武威、长沙马王堆、湖北江陵等汉墓都出土有大量木俑。其中武威木雕俑，以高度概括的雕刻手法独具一格它造型粗犷雄浑简洁能抓仁人物动物已级间动态与块而结构做到形钾兼备静｛欲动这些仁品反映出秦汉时期木雕艺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南北朝时期，北方大肆开凿石窟，南方则大兴土木建寺院，由于佛像雕塑等宗教木雕的盛行而促迸了木雕的发展。

唐代，木雕题材日趋厂泛，如人物、神像、佛像、花鸟、禽兽等无所不及。唐代木雕技艺还促进了漆器与木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传说高僧玄奘法师曾用回锋纸印佛像施给众生，其印制工艺采用了木刻雕版印刷技术。

宋代木雕技艺日趋成熟，造型写实，技艺精湛，并广泛用于建筑装饰。如北京雍和宫万福阁大殿的弥勒佛像，就是用一根直径3米的檀香木雕刻而成，佛像高18米，地下8米，高大宏伟，造型精致，装饰性强。

因各地风俗不同，用料与工艺不同，中国民间木雕形成了以下几大流派，如东阳木雕、潮州金漆木雕、黄杨木雕、福建龙眼木雕、苏州红木雕、乐清黄杨木雕、承德木雕、曲阜楷木雕、云南剑川木雕等，反映出不同的木雕艺术风格。

历代民间木雕的应用范围中，以建筑、家具、器用最为普遍，也是我们迄今能见到的历代木雕艺术主要遗存。

建筑木雕的装饰主题

民间木雕装饰的题材大多体现出一种民间文化的传承性。这种传承性决定了民间工艺造型格式化、程式化与规范化的普遍采用，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的师徒相传的传承万式与工艺体系，表现为约定俗成的既定格式及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风格。比如，厂泛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装饰主题，运用借代、隐喻、比拟、谐音等传统手法传达吉祥寓意。

民间建筑木雕的装饰主题可概括为：祈福纳吉、伦理教化和驱邪禳灾三类。

祈福纳吉是民间建筑装饰中运用最广泛的题材，可概括为福、禄寿、喜、财等，其王要内容包括：交合化育、延年增寿、招财纳福、功名利禄等。这些题材最贴近百姓生活，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民众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对家族兴旺的企盼，对美满生活的向往，以及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追求。常用的交合化育题材有：凤穿牡丹、喜鹊登梅、松鼠葡萄、麒麟送子等。延年增寿题材有：八仙庆寿、子孙万代、鹿鹤同春、万字锦等。招财纳福题材有：天官赐福、三星高照、玉堂富贵、招财进宝、万年富贵等。功名利禄有：五子登科、马上封侯、一路连科、加官进爵等。

伦理教化是民间木雕装饰中最具精神教化意义的题材，多以历史典故、生活生产场景、书法盈联等内容形式，借以褒扬孝悌、忠信、仁义，召示人伦之轨、儒家之礼，令人触环境之景而生尊老怜幼之情，耳闻目濡而习修身齐家之道。这些以生活环境为载体的装饰现象，潜移默化地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使建筑的精神功能得以强化。常见的伦理教化题材如鱼樵耕读、目莲救母、桃园结义、竹林七贤、二十四孝等。

驱邪禳灾、幸福安康，是百姓世代关注的主题。民间常建筑构件装饰寓意吉祥的图像，借以驱除瘟疫、镇邪禳灾，其作用相当于借画符咒消灾避祸。如建筑屋顶上的鸱吻、山尖上的悬鱼惹草，被认为有厌火禳灾功能。将福、禄、寿三星的塑像雕刻在房梁、撑拱、屏风上，经保佑合家幸福、安康。其它常用 的建筑吉瑞装饰题材如天中辟邪、事事如意、八仙、暗八仙、吉庆平安、八卦图等，都被认为具有消灾避祸的功能。

戏曲脸谱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戏曲脸谱，是戏曲文化现象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和丰富的历史内容。戏曲脸谱不仅仅是供悦目的，而且是戏曲艺术家与观众进行对话的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文化语言。正是习惯成自然的民族文化习俗和生活习俗给了这种特殊语言以约定俗成的语义，赋予它多方面的表现功能。戏曲脸谱中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

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又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因此，道德化成为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在这浓重的道德化的文化氛围中生长的戏曲艺术当然也充满了道德化的色彩。儒家强调忠、孝、节、义，这在戏曲中有充分体现。戏曲的道德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药人寿世的教化功能等方面。戏曲脸谱着重表现人物性格、品德，寓褒贬，别善恶，充满着浓厚的道德评价色彩，这正是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内容在戏曲脸谱中的体现。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对戏曲脸谱形成了约定俗成的共识，如脸谱色彩的红表忠勇、黑表刚直、白表奸邪、蓝表威猛、黄表阴狠、绿表强悍、紫表耿介等。

戏曲综合了多门类传统艺术成果的同时，也受到传统各门艺术美学思想的影响。从诗歌中引进了“意象”“意境”“趣味”等；从绘画中引进了“神似”、“形似”“虚实”等；从小说中引进了“真假”等。戏曲脸谱的审美意识同样也受到各门传统艺术的影响。

脸谱的勾画创作和中国书法的书写创作有相似之处。书法是从一撇一捺的文字书写中产生的艺术形式，脸谱则是从一勾一抹的人物化妆中产生的艺术形式，两者在创作程序上都表现出很强的程式化特征，正所谓无法不成谱。两者在用笔方式上也有相似之处，都讲究线条流畅而有力度，节奏鲜明而神采飞扬。

脸谱的审美意识受到中国画美学思想的重大影响。如中国画中“重神似”而“轻形似”的美学思想，就被运用到戏曲脸谱中，脸谱中的“离形”（拉开与自然物象的距离）、“取形”（以变形的装饰化的手法取自然物象之形）、“传神”（传人物的性格、神情、心理、品德之神），就是中国画中“遗貌取神”的“重神似”的美学思想的体现。脸谱的构图章法也与中国一样，讲究疏密、插穿、避让、虚实、匀衡等。脸谱的勾画笔法也与中国画笔法相通，轻重缓急、顿挫有秩。总之，脸谱的创作与中国画创作一样，有谱有法。只有按照符合自身美学规律的程式和法则勾绘出来的脸谱，才能成为中国戏曲舞台上的人物脸谱，也才具有美的表现形态。

戏曲产生于民间，戏曲文化与民间美术有着更紧密的联系。民间美术中的木版年画、窗花剪纸、纸扎糖塑、服饰刺绣、泥人、葫芦雕刻、建筑彩绘和雕刻等，都有戏曲人物形象，其中戏曲脸谱艺术也是经常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

戏曲是中国人重要的娱乐形式，可以说戏曲那丰富的故事、优美的唱腔深入人心。民间艺人受到戏曲文化的影响，把自己亲身所感受到的戏曲故事、戏曲人物，塑造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使戏曲舞台上的形象，长久地留在人们的生活中。像三国戏、水浒戏、西游戏、民间故事戏的人物形象，就经常出现在民间美术作品中。

民间美术作品中的脸谱，基本上是与戏曲舞台上的脸谱是一致的。但有时也有与戏台上不尽相同的脸谱图案，这既是民间美术中感情的自由发挥的结果，又是对戏曲理解基础上的再创造的结果。不一定合科学规范，但却能传神写意。这样一来，脸谱与民间美术的关系就是相辅相成的了。脸谱给民间美术提供了大量素材；民间美术又给脸谱提供了可供吸取的丰富营养，而且民间美术为脸谱乃至整个戏曲艺术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戏曲人物形象（包括脸谱）深入到百姓生活的许多方面。

脸谱艺术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与戏曲艺术一样，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人类文化的精品，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使富有民族性的脸谱艺术，更加辉煌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