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讲评：也说“信”
在《论语?颜渊》中有这么一段：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之，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于丹在其《〈论语〉心得》对之的解释是: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她在这里将“信”解释成“信仰”，并认为：这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孔夫子“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翻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信仰的解释是：信仰，是指对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并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
也就是说，如果于丹的这种“解释”能成立的话，那么，孔夫子所说的“民”，对其统治者所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所颁布的各种政令就应该是十分的了解，并且达到了信服和尊崇的程度，以致把它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但我们却又知道孔夫子曾说过的另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好与于丹的这种“解释”形成矛盾。事实上，在孔子时代，是不可能出现于丹所说的这种极端理想状态的，早于孔子的`管仲不就有《牧民》篇，把“民”等同于与牲口一样的“牧”的对象吗？作为把“克己复礼”视为自己最高追求目标的孔子，怎么可能与统治者唱反调呢？即便是现代社会，于丹的这种解释也不过是理想而已，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经常看到要求政府行政透明的呼声见诸各种媒体了。
其实，在孔子时代是没有“信仰”这个词的，“信”也就不能解释成“信仰”。其时，“信”通常是作两种解释。其一，是名词，作诚信、信用解；其二，是动词，作相信、信服、信赖解。例如，《论语?子路》中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即是“诚信、信用”的意思；又如，与孔子同时代的《道德经》第十七章中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前一“信”就是名词，后一“信”则是动词；再如，孔子之后的商鞅徙木立信，为的也是在打造秦国统治集团信用的同时，使秦国民众也确立诚实守信的做人准则。商鞅所求之“信”正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完美翻版。他要求秦民只需知道该干什么，而不能知道为什么要干。所以，当“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时，“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主
所以，笔者认为，“民无信不立”之“信”应作“诚信”解，而且是要求统治者先有“诚信”，从而使令民对之“信服”两层意思，而非于教授所解的“信仰”。
诸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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