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写

鲁迅《祝福》中的“我”并不是鲁迅自己，而是利用“我”来阐述故事，“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鲁迅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小编搜集了鲁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写，欢迎查看。

鲁迅《祝福》中我的心理描写

①“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新党……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屋里”

与封建思想、封建宗法制度的捍卫者——鲁四老爷话不投机，以及祥林嫂的话“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可以看出“我”是一个远离闭塞、衰败和萧条的鲁镇社会环境，基本上摆脱了封建思想和封建道德观念禁锢的知识分子。

②“我在极短期的踌?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吧”从而吞吞吐吐回答了“也许有”，听到祥林嫂说“那么，也就有地狱了？”引起我的吃惊，只得支梧着“也未必”，在祥林嫂的紧逼下“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我即刻胆怯起来了“我也说不清楚”

我们仔细品来，不难发现“我”是站在祥林嫂的角度上考虑问题、回答她的。第一句“也许有”是“我”为了减轻她的苦恼，在安慰她，但这给祥林嫂似疑实断的答案，对其“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冲击，若有的话，她就的接受“宣判”，免不了遭受更大的苦痛与恐怖了。在“我”意识到前面的回答给祥林嫂增添了苦恼时，赶紧含混其辞说“也未必……谁来管这事”，希望减轻她的苦恼。可“祥林嫂”由此想到死后的痛苦，更加深了苦恼。“我”又不得以改口，还是含混其辞“我也说不清楚”，从而在祥林嫂心灵上掀起了更大的波澜，这无法解答的问题，更成为祥林嫂无法解脱的沉重包袱，可以说这客观上加速了祥林嫂悲剧的到来。在“我”善意的动机下，体现的是“我”的软弱无力。

③“我”回答了祥林嫂关于灵魂的有无的问话之后“心里很是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

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看出“我”对祥林嫂是抱有极大同情心的，祥林嫂的惨死着实使“我”惊慌与紧张，或者说是为此而痛苦了一番。

④“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

预料中而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但“我”的惊慌、紧张、同情或者说是痛苦，“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决计要离开鲁镇了。这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道德上同情弱者，但思想上迷茫无助、精神上软若动摇、潜意识里想逃避现实的现实矛盾。

⑤“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光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欣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

“我”，一个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内心充满了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无限愤懑之情，作者运用了反语，在“我”之“懒散”且“舒适”的背后，隐藏的是深深的悲伤与内疚，是“我”无力改变现实的自我嘲讽。

鲁迅《祝福》中“我”的作用

在《祝福》里，“我”在“祝福”的前夜回到鲁镇，却“早已决计要走”的，因为对“我”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的鲁镇社会如此陌生，自己早已被排斥在外，在新年的“祝福”中乞求来年的好运气是他们的事，与“我”毫不相干。身在故乡却有一种陌生感，“我”注定是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漂泊者”。况且，鲁四老爷“俨然的脸色”和“不很留”，使“我”感到自己的不合时宜，所以这次归来并不打算久留。正当“我”“决计要走”时，祥林嫂出现了。接下来，作品一面展开祥林嫂“有无灵魂”的发问在“我”精神世界里激起的波澜；另一面，通过“我”的回忆、耳闻目睹和所感所想把祥林嫂的故事串联起来。

在这里，以“我”为叙述者首先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鲁迅小说对传统小说的革命首先就是对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的突破，他的小说多采用限制叙述，将作者与叙述人明显剥离开来。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叙述者通常情况下即指作品中的“我”，这个“我”是故事中人，而不是置身故事之外的作者。在《祝福》中，作者选择“我”作为叙述人，而不用其他人，如鲁四老爷、四婶等，这是为什么？因为作者对故事里的其他人物，即使是生活在祥林嫂周围、对她异常熟悉的人都持以不信任态度，即不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他们。“不信任，不一定是不尊重，而是认为他们没有可能或没有能力把身边发生的事情依照作者需要的方式叙述出来。”在鲁镇，没有人真正关心祥林嫂的不幸；而祥林嫂，一个礼教道德的牺牲品，长期的封建压迫和禁锢，折磨得她像一个木偶，根本没有能力诉说自己的不幸和痛苦。这些冷酷、麻木、愚钝的灵魂，感受不到人情的冷漠、世态的炎凉和社会的黑暗，也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注定担当不起故事叙述人的角色。所以，作者只能把叙述的任务交给“我”熟悉故乡、远离传统社会和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有“我”能够站在更高的视点上，以理性精神来认识和思索祥林嫂悲剧的实质及其社会意义。不仅如此，“我”站在这个远距离的视点上，还以悲悯的眼光注视着作品里的所有人物和发生的所有事件，把鲁镇社会这个祥林嫂悲剧的'罪魁祸首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祥林嫂的不幸在鲁镇引不起真正的理解与同情，这种表面上的麻木、混沌，显示了鲁镇人们人性的残忍。

“我”在这里的作用就是：不但成为鲁镇社会与小说人物活动的摄像机，而且能准确审视祥林嫂悲剧命运。同时，作者无时无刻不在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

鲁迅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是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社会改革联系起来，把他们看作思想启蒙的主体，希望他们肩负起改革社会的重任。而“五四”时期这些觉醒的知识分子本身还有很多弱点，他们必须正视自我，克服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才能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如《祝福》《故乡》《一件小事》等，这就为作者不断解剖知识分子的灵魂提供了机会。所以这些作品中的“我”便承受着精神的折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灵魂的解剖。

在《祝福》中，面对祥林嫂“有没有灵魂”的发问和惨死，“我”发现了自己与鲁镇社会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令“我”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与浅薄。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没有勇气正面回答，而只以“说不清”三个字来搪塞，此后匆匆逃走，在不安与不祥中度过了一夜。在“我”预料中又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祥林嫂的惨死令“我”诧异和惊慌，但这种精神的危机“只是暂时的事”，很快“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有些负疚，并且为了卸去这偶尔的负疚感，“我”已决计离开鲁镇。

一个有新思想的知识者尚且表现得如此冷漠和无动于衷，下层民众的态度可想而知，这更反衬出祥林嫂的不幸和社会的无情。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诚的自我解剖。